杨晓伟 周芷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制度，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是相对于“不耐心资本”而言的。它不以短期收益、赚“快钱”“热钱”为旨趣，专注于打基础、利长远，更注重长周期收益预期，通常不受市场短期波动干扰，是对资本回报有较长期限展望且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资本。耐心资本在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建设金融强国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全面认知、理解与发展耐心资本，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各级政府与企业、资本特别是耐心资本的关系
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资本特别是耐心资本的关系，构建适宜的社会生态。一方面，需要在法律上、政策上明确耐心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支撑作用，要把“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到对耐心资本的认知中。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要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量，注重各个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连续性和监管有效性。既要优化激励制度，给予耐心资本充分的保障；又要完善相应的约束机制，为耐心资本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与各类资本主体包括各类耐心资本主体保持适宜边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二是正确政绩观与耐心资本的关系
耐心资本是长期资本。各级政府要认识到耐心资本是相对于短期投资而言的长期投资资本，是具有明确指向性、长周期成长性、风险规避性和总体收益性的中长期投资。应抱着“久久为功”的战略思维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把对耐心资本的培育、引导及时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三是资本的结构与耐心资本的结构性布局关系
我国的国有资本、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在法律地位与市场地位上是平等的，因而在对耐心资本的支持、培育、引导方面也是平等的，但就耐心资本的结构化、体系化布局构建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别。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各级政府要引导三类资本主体布局耐心资本，主要流向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推动产业空间载体建设以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做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增量“蛋糕”。特别是各种资本及企业主体，投入研发的资金比例在整个公司预算中要有一个标准。对于一般性国民经济部门与以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慈善等为代表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兜底性工程，各级政府也要鼓励三种资本主体布局耐心资本，以长周期发展理念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对于国家重大安全领域，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考虑，主要鼓励国有资本、社会资本领域的耐心资本积极进入重要、重大、关键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卡脖子的、亟待突破的重要、重大基础研究领域。
四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耐心资本布局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的指示之际，把资本、技术、设备、人力等资源引流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把中长期投资倾向的耐心资本积极、有序地引流到中西部地区，对于解决国家整体经济地理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等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因此，各级政府要引导各类耐心资本积极、有序地投入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将耐心资本投向中西部地区交通枢纽与内陆航空港的建设，从而与全国已有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实现整体对接以形成全国一体化交通网络，不仅可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有重要作用。
五是耐心资本投资风险与国家成长红利的关系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就各类资本主体结构性、不确定性的投资风险角度而言，进行耐心资本的战略定位与结构调整，对其自身也是有益的。各类资本主体树立底线思维，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长周期属性，有利于其自身合理化分类之后有效化解资本投资不确定性的结构性风险。这一方面有利于做大做强国有资本，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利用效率、增大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的战略性考量；另一方面，上述耐心资本布局与底线思维也可以进一步规范、引导社会资本、国际资本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新形势，理性配置、重塑资本结构、运转周期和预期收益，以耐心资本的资本新形式、新理念、新使命把一部分资本预期收入纳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长周期蓝图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红利稳定释放的长周期中，减少乃至化解投资风险。
(摘自《浙江日报》)